朝刘义庆著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自产生之日起就为人们所赏爱，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加之用当时活的口语来叙述，在历史的往昔，言文一致，当时的读者颇感妙语横生、奇趣四溢而赏心悦目；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由于历史的隔膜、语言的发展变化，加之当时玄学思想影响下的“托意玄远”的空灵的表述方式，因而就显得深奥难懂了，几乎是专业人员也难以彻底明了其底蕴。为了方便更广泛的读者，我们期望能有一本结合时代、还原历史的整体把握、帮助读者准确理解《世说新语》精神实质、以便作为历史借鉴促进后世读者的现代思考的研究论著的出现。蒋凡先生的《世说新语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的问世，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它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研究思路，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示范意义。
刘义庆是以史家的眼光、文学家的诗笔来撰写《世说新语》的，具有小说和历史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就加重了其底蕴的难以索解。而蒋凡先生的《研究》一书则贯通了这种双重性，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生活于真实历史中的真实的个体，将个体重新置于历史关联中，来考察日常状态下的个体所包孕的丰富内涵，重新展示了丰富多彩的魏晋社会生活、鲜活的形形色色的士人风貌，是用“别样”的方法撰写的文化史。
《世说新语》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个体性的。但对人物事件的叙述，采用的是消解了种种个体行为的历史关联的叙述方法。要全面深刻地展现其时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抉示它所表现的生命底蕴，必须重构种种个体行为的历史关联。《研究》对历史关联的重构，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一是具体的时代视角，其二是整体宏观的历史视角。比如《贤媛》门第二六则，谢道蕴嫁给王羲之二儿子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谢道蕴生气地回答：“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道蕴生气，谢安劝慰，这种“新写实”似的日常生活片段，其背后到底有什么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呢？《世说新语》没有进一步阐释，今天的读者也难以索解，《研究》则将之置于历史关联之中来探究其意蕴。王谢家族是东晋最著名的世族门阀，为司马王朝的两大支柱，两姓联姻就格外具有政治意义。《研究》指出，谢安对道蕴的“慰释”，意在保持两姓的亲和关系，维护家族门阀的政治利益。作者又以王献之和郗道茂的婚姻不幸为反证，来说明门阀观念乃当时男女婚姻中决定性的因素。谢道蕴基于个人情感而发出的抗议，在门阀制度面前，成了极其微弱的声音。《研究》旁征博引，考察了王氏的家族性格、王凝之的平庸以及谢道蕴的卓越才识，从谢道蕴王凝之婚姻情感上的不和谐、以及谢道蕴牺牲个人情感幸福而换得谢王门阀家族利益的和谐这一鲜明反差现象中，洞察到谢、王感情冲突中深含的人性悲剧意义。《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中，一代才女“只能敛尽才华光芒，睁眼看男人愚言蠢行，无可奈何，最后默默地在时光流夫中消失，女人不幸，莫过于此，悲乎哀哉”，这就具有一种性别悲剧的文化意蕴。
道蕴怨王郎、谢安相慰释，在相关联的历史背景的复现中，显示出了丰富的蕴涵。《研究》在两个层面上对历史关联进行了重构，就上述事件而言，谢安慰释道蕴，在门阀制度的语境中，就获得了其言外之意而成为历史事件，这就是第一视角；而在人类历史的整体背景中，道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的悲怨，则显示出性别文化的蕴涵，这是第二视角。它有双重意义：第一，把握历史的整体性，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视角；第二，注入现代的新的历史理念，即如阐释哲学所说的，使历史研究成为“当代史”的研究。
《研究》一书并不是简单地为研究而研究，也就是说不是仅仅只还原到《世说新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而是把《世说新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人物放在它的时代坐标上，用现代的理论思维来观照，力图从中发掘出其精神实质，作为历史的殷鉴而引起现代读者的“异质同构”似的思考。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二视角的第二个层面的要求。
如《赏誉》门第六二则，在经常的聚会上，“王公（导）每发言，众人竞赞之。（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研究》引此则旨在说明清谈非误国、王导能够很务实并且相当尊重别人的意见，接下有一大段入情入理的分析：“为了某种利益或原因，阿谀逢迎上司，似乎已成中国的风俗习惯，王导作为领袖朝廷的丞相，耳中颂声充溢；但是王述的大胆批评，却让他在昏昏然的自我陶醉中清醒了过来。自己不是圣人，并非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为什么有了错误，听到的不是纠正错误的批评，而是一片美妙悦耳的谈辞呢？如果放任自己的错误发展，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事情尚小，而对领袖朝廷的国事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王导也喜欢听那颂美自己功德的好话；但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赏识赞叹的却是逆耳的批评。此事虽小，但无论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也是如此。”这是洞悉世事百态的深刻见解，更是疗救时弊的满腔激情的自然流露。唯有如此，才能使历史的殷鉴临照每一个读者，引起他们的深沉的思考；也唯有如此，才能以深刻的历史理性点燃读者的灵犀，以满腔的激情感动激发每一位读者。而这类笔端饱含感情的精彩议论，在《研究》中俯拾皆是，这也是《研究》一书特别吸引人之所在。这种“活读书”的感悟体味，颇有助于认识、理解古典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新文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这种研究，用时下的流行术语，也可以称之为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意识”。当前许多研究者呼唤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现代转换”。如果说“转换”一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强化研究的第二视角应该是一种十分切实有效的途径。
当然，《研究》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并不是仅仅凭借时下流行的所谓“新思想、新方法”来图解古代文化典籍，而是以深厚的文化修养、精湛的学力，网罗材料、佚闻，融会贯通而形成的通达的见识。正如《研究·绪论》所指出的：“对于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进行探索，以便作深入的现代思考，是完全必要的。这不是故意把古人拔高，或企图把历史现代化；而是要求把古代典籍安放在固有的历史坐标之上，以作为发展现代新文化的必要参照。”唯能如此，才会有宏通的认识、胜义纷呈的见解。如“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网罗材料、佚闻殆尽，具体而微地分析论证，并探讨魏晋玄学对传统理论思维的开拓，颇有创建。“义理新流玄家《易》”一章，阐释历来视为畏途的《易》学，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是蒋先生多年浸润《易》学而有独到体会的结果。
《研究》一书，几乎将笔触深入到魏晋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都有独到的见解。将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小故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历史的关联中多角度、多层面地审视、研究，“迎而拒之，迫而察之”，细细体味发掘它所包孕的深层意蕴；而又将这发掘出来的一个个意蕴，融会贯通，从而形成最贴近魏晋社会生活原貌的认识，从整体上来把握魏晋社会生活，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不但如此，还进一步揭示出这种社会生活精神实质影响下的、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士人所包孕的葱郁勃然的生命底蕴。这种葱郁勃然的生命底蕴，是《世说新语》具有特别动人的无穷魅力的最为关键之处；而《研究》恰恰为我们抉示出了这一关键点。可以说，《研究》是以《世说新语》为出发点，运用“别样”的方法而撰写的“别样”的魏晋文化史，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书显示出了丰厚的底蕴，它的示范意义将是长久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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